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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立法出现时差时的补充审查。
中央和地方分享立法权限以及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的扩容，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客观状况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从而在保障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立法活动更加分散，增加了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的风险和合法性审查的任务。清权就是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取消，确有必要保留的，按程序办理。
有法意味着对法律规范数量的追求，不关注或较少关注法之完善和科学与否。倘若严格从形式合法要求出发，下位法必然滞后于上位法的修改，因而这种冲突和不一致甚至会成为常态。第一，合法性审查机制不及时的补充审查。我国合法性审查制度主要包含两项内容。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城仲模指出的那样，当下福利国家、保护国家、助长行政、给付行政等新颖之国家目的观及行政作用论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数之曾繁多涉，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日形迫切，旧日依法行政之内涵不得不与时俱转，而作相当的修正。
[21]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页。[22] 3.如何补充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目的是确认保留的行政职权，其过程包括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并通过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权力清单与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协调一致。所谓成型，则是指确定。
2.新型权利的可接受性。如对国人而言传之悠久的春节节庆、清明习俗、端午传统等，如今虽已被纳入法律中，成为法定假日，也成为人们的新型权利，但过去很长时期，它们被抛弃于法律之外。上述情形无不表明，借助司法以确立、规范和保障未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并把其中所蕴含的新兴权利升华为新型权利的恰当性、正当性和可能性。自发的新兴权利，经常以多样方式和表达而存在，甚至有人主张该权利，有人还不主张该权利。
即便在当代已不鲜见的全民公决制立法中，立法也并非全体同意的产物，而是多数决定的结果。行政主要解决的是按部就班的不存在冲突和纠纷的事项，具有明显的驳杂性。
即便我国这样一个一般遵循权利法定的国家，也在迅速变革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难以及时跟进的社会关系面前，不得不承认司法的权利推定，甚至司法的权利创制。如我国南北公民都要过的小年节庆等，过去不是，至今也不是法定假日。既往社会事实如何判断？或者它的时间判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不少社会事实，虽然产生于某个遥远的历史年代，但它穿越了悠远的历史，在当下仍然活动着，并且直接影响、关涉人们的行为选择和情感取向。
但是，纸面上的新型权利究竟如何被普遍化、实践化？或许人们对其中的机理有完全不同的回答，如表达新型权利的法律或裁判的神圣性、真理性、客观性、权威性等等。新型权利在实质上是一种法定权利，因为它要为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社会关系予以定型，使其尽量处于确定状态，以便统一的、有效的法律秩序之形成，并给人们稳定的预期和安全。对那些尚未成熟的新生社会关系，一旦因之产生纠纷并付诸诉讼，照例可由司法裁判解决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时应对新生社会关系中的问题，救济法律之不足。那么，如何理解法律以及新型权利的可接受性？法律以及新型权利的可接受性因何而生？可接受性何以是在社会学视角理解新型权利的一个剖面？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什么是法律以及新型权利的可接受性？对此，笔者曾这样表述之：接受或者可接受性，事实上表达的是立法者与运用者之间‘交往的一种关系性概念。
法律对一种权利需要的吸纳，乃是立法者对该权利事实的态度，虽然权利并不取决于态度，而取决于社会事实——主体交往关系的规定性，但针对同一社会事实中人们可能并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权利主张，立法者所要统一保护的，只能是其中一种主张，而不能亦此亦彼地、模棱两可地对冲突、对立的权利主张均等保护，因为一旦如此，立法不但无以构建良好的秩序，反而成为秩序的破坏者和解构者。所以，应当区分前述两种普遍化或可普遍化理念。
也因如此，它能否被法定化尚存疑。对此问题的破题，需要从人及其属性讲起。
藉由立法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程序冗、成本高且风险大，故认真对待判例制度，借助司法裁判应对新生社会关系，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既能及时规制相关社会关系，也能补救立法在新兴权利规范中的上述缺陷。因之，对新型权利的关照，首先应深入法律内部，即在内部立场上观察、理解和阐释新型权利。但这只是揆诸近、现代主体平权意识的看法。众所周知，人既是自然的动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也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动物。一种社会关系中所蕴含的权利，如果只停留在人们的主张阶段，甚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业已遵循着该社会关系所内生的权利义务而交往，但只要这种权利主张、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获得立法的创制或认可，那么，这种权利主张或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临时性的，就没有稳定的保障机制，从而其预期性必然降低。但无论如何，学者们都不期望纸面上的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反之，都期待纸面上的法律和人们的交往行为相一致，和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能够相吻合或符合。
复次，新型权利的生成，既可以是立法创制的，也可以是立法认可的，这在前一问题的阐述中已经隐含了。即便其间存在命令的可接受理由，也只是可接受理由的补充，而不是主导。
在有些学者看来，纸面上的法律不过是应然的，它可能会普遍化地导向实践的实然，也可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化为行动中的法或者活法。而认可则是指立法者针对业已成熟的、流传久远、其内在规定性已在实践中被人们习惯性地遵守的社会关系及其规定性，予以承认之而法定化。
其二，压制命令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毕竟大量新生的社会关系，仍处于磨合性的多变状态，因此，未必一定是成熟了的社会关系。
在实行成文法，但把判例制度作为对成文法拾遗补缺的国家，由于司法在立法有缺漏时，针对个案直接创制或认可一种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创制和认可，因此，其明显具有可普遍化的制度机制，故经由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权利，一定是新型权利。如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意味着夫妻相互间可以对对方主张忠诚权(即主张对方履行忠实义务)？如果存在这种忠诚权，它究竟是基于婚姻而生的权利义务，还是基于新生的社会关系——夫妻忠诚协议而生的权利义务？如果是后者，则因为夫妻忠诚协议本身是个颇受争议的事物，因之，随其而生的权利义务也处于动态变迁中，同时对此也存在完全不同的多元主张。法律的可接受，在法律发展史上可谓是多方面的。但是，法律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既可能针对古往今来内在规定性区别不大的社会关系，也可能针对全新的或者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完全不同主张的社会关系。
其二，新型权利之所以能够在投向社会时实现其目的，还在于它源于社会关系。不管人们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赋予多么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概念从一开始就保有自然(上帝)和主体的人性相通的属性，因之，在这里所谓自然，秉有某种目的性，这种目的性的实质，是强调人在自然面 前、上帝面前的平等。
固然，新型权利的内部根据在于法律规范或司法裁判，但法律规范也罢，司法裁判也罢，其在创制和认可新型权利的时候，必须立基于上述两种社会事实之上，这样，新型权利的创制或认可才是有的放矢，否则，立法或裁判，就只能是立法者或司法者的天马行空、任由想象、无的放矢了。它们对当下的人们而言，只有发思古之幽情这类精神享验价值，并无现实生活中分配人们权利义务的价值，因此，法律理应对之完全忽略。
在社会成本上，一旦某种有关新型权利的立法因不当而付诸实施时，不但无益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反而会导致社会交往的混乱，得不偿失。其二，具体到新型权利的生成领域，它主要针对的是尚不稳定的新生社会关系，因此立法一旦处置不当，不但会弄巧成拙，而且会对新生社会关系的调整产生长久的不当影响，但司法处置即使不当，其影响面不但要小得多，而且不会产生长久的不当影响。
因此，只有当法律的读者接受法律规范时，法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人类本性自来呈现出两面性：即自然(个体)性和社会性。在我的这种要求和倡导下，有一些受启发的学生就祭奠权、囚犯生育权、环境权、知情权等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和论述。不过无论如何，自此以来，奠定在内部视角的法律教义学，不但为法学研究凿出了专业槽，而且在这一专业槽内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法学研究之正宗，而溢出这一专业槽法学研究，尽管也在不同视角上丰富着法学研究的内涵和成果，但也被公认为是法学研究中的外部问题，甚至于是法学研究的旁支，因之，入不了主流，无以做正宗。
这和新生社会事实适成对照。其次，被法律吸纳的权利经过了立法程序的过滤和选择。
如下我更关注的是两者的两点主要区别，因为这在另一个视角上决定着这种事实接受法律调整的必要，决定着法律经由对此种事实的调整而生成新型权利的可能。社会关系的规定性，事实上指社会关系满足交往主体各自需要的规定性。
事实上，作为法定权利的新型权利，是立(司)法者权衡、妥协或价值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其保有开放，才能在条件许可时，更有效地增加其价值包容性，扩大其价值辐射面，补强其价值说服力。没有他们的参与，法律修辞就不过是一出独角戏，成为立法者的自娱自乐，无法在普罗大众中间产生其自由与秩序被法律所结构的审美体验和修辞效果。